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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駱維道用在地眼光看信仰世界 黃人靈歌唱出苦難中雋永

2014-11-14 | 記者夏俊明   基督教論壇報
「福音剛來台灣時,起初台灣盛行廈門話(台灣話),聖詩就在那時候跟著福音傳過來,第一本在台灣出現的聖詩為廈門的《養心神詩》。」秋末的午後,「黃人靈歌」音樂類型的創作發起者、台灣《聖詩》主編之一的駱維道牧師接受專訪,娓娓道來台灣聖詩的發展史。
駱牧師即將於十一月16日站上兩廳院的舞台,配搭管風琴、鋼琴、鼻笛、口笛、吉他、長笛等樂器,說出也唱出一段黃人靈歌的發展史,帶領聽者聆聽不同族群、語言的人們,如何透過自己的歌謠,用在地的音樂眼光,欣賞上帝賜給每個種族那專屬於他們的世界。
本土聖詩創作史不到百年
明年是福音來台150週年,聖詩在台灣發展則有110多年的歷史。1900年才開始有宣教士在台灣編聖詩,不過當時還沒有台灣的作品,也沒有譜的記載。1926年,第一本在台灣出版的聖詩問世,由宣教士編輯,有譜有詞,但判定沒有台灣人的作品,唯獨確認有六首是宣教士採集平埔調的作品。
被確認有台灣人自己所創作的聖詩,則是在1936年的《聖詩》,該版《聖詩》的編輯者正是駱維道牧師的父親─駱先春牧師。駱維道牧師提到,真正釘根本土是在1964年的《聖詩》裡頭,採用了一些台灣人的聖詩創作,展現台灣人信仰的表達。
而台灣創作聖詩百花齊放則是等到2009年出版的新《聖詩》,將近有四分之一來自於本土的作品,四分之一是第三世界國家,一半是歐美西方的聖詩。
黃人靈歌受難劇成為絕響
駱維道之所以開始「黃人靈歌」的創作,是在當時台南神學院提倡「信仰本色化」的背景中,讓駱維道思想台灣也應該要有融合本土音樂風格的聖詩創作。
1960年,駱維道的老師德明利姑娘派任他翻譯一齣黑人的受難劇,劇中都是黑人靈歌,駱維道越翻譯越覺得「既然是要給台灣人看的,應該唱的是自己的『黃人靈歌』」,刺激他開始了至今50多年的黃人靈歌創作旅程。
然而當時教會弟兄姊妹早已習慣西方詩歌的旋律,因此對於用台灣本土音樂創作出的詩歌接受度並不高,甚至演出者也不願意用他以「哭調仔」創作的黃人靈歌來演戲。不過在當時,來自加拿大、美國的神學院老師們十分認同駱維道的觀念與創作,因而進行了一場以「黃人靈歌」為音樂的受難劇演出。「直到如今,在台灣能接受的人還是不多。」駱維道牧師語帶感慨的說。
堅守創作三原則  維持純粹性
駱維道牧師的創作啟發恩師是德明利姑娘,當時駱維道是德老師的助理,駱維道所寫的曲子也是讓德明利姑娘第一個審閱。後來駱維道赴美國主修教會音樂,學的就是作曲。然而,他當時為創作黃人靈歌,給自己定下「不臨摹西方創作」的原則,但當時並沒有先例可遵循,國外也沒有老師專門在教授華人音樂,於是他只好自己來研究台灣、中國與原住民音樂。
在了解較有限下,他讓自己的創作不使用西方的七聲音階與和聲,而是用五聲音階(Do、Re、Mi、Sol、La)作為基礎。然而,從頭到尾用五聲音階創作出的曲子,並不一定能滿足音樂藝術的需求,所以他開始研究如何轉調,加上又不能用西方傳統和弦式的和聲,於是他確定了三項自己要走出的創作原則,包括不用七聲音階、不用西方和聲;更艱難的還包括台灣話抑揚頓挫七個聲調的歌詞,與音樂曲調旋律如何配合的問題。
舉例來說,「耶穌教示人」的台語,若是錯置旋律,聽起來會變成「耶穌咬死人」。但若沒有變化,等同一般講話,就沒有音樂藝術的性質。要保持藝術價值和語意,這一步他下足了工夫。而這三個原則就成為駱維道保持黃人靈歌純淨最重要的地方。
後來,他活化三個原則,因此開始運用日本、韓國、泰國、印度、菲律賓、印尼的風格創作詩歌。同樣的,為了保持各民族音樂的原始性,在這些使用其他國家風格的創作中,他仍舊不用西方的和聲,以保持其本土性。
拓展亞洲民俗音樂素材庫
在駱維道的神學觀裡,認為教會既然是普世的教會,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敬拜時就不應該只用西方的翻譯詩歌,而是廣泛使用普世教會的詩歌,在本土文化裡也應擁有回應信仰的神學與詩歌創作,否則是把基督看成西洋白人了。
另一方面,駱牧師相信,我們都有上帝的形像,都有創作藝術的能力,創作不是copy,而是要有新的創意,也就是說作為亞洲人應當要有自己的審美觀,是真正能夠脫離西方的思想、方法論,才能發展出自己的音樂。
他的想法從1968年開始得以往前邁進一大步,因為工作範圍遍及亞洲,因此開始蒐集各地民謠的詩歌給教會使用,1972年便出版《亞洲都市新歌》。1982年至1994年在菲律賓聖樂學院教書的過程裡,他以菲律賓為基地,到各地挖掘當地以民俗音樂為根基的聖詩音樂,有好的東西就協助發表,也促使後來囊括各國詩歌的聖詩完成。
他也曾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教導亞洲的教會音樂,崇拜的時候用亞洲各國語言吟唱自己的詩歌。1990年他所編撰的Sound the Bamboo聖詩第一版出爐,2000年出版增定版,囊括315首聖詩、44種語言,來自22國的精華聖詩,成為亞洲聖詩音樂的薈萃。並且,裡頭有四分之三的聖詩是駱維道牧師一一拿著錄音機去其他國家蒐集而來,而有些國家只有音樂沒有記譜,還需要駱牧師協助把譜寫下來,十分珍貴。
駱維道把黃人靈歌從台灣擴展到整個亞洲民俗音樂成為素材庫,例如在即將到來的音樂會中,就會展演包括台灣原住民、漢人、日本與印尼風格的歌曲,讓大家知道黃人靈歌不只限於台灣,而是亞洲人的信仰表達,用個人受亞洲音樂影響的經驗創作表述出來。
「現代化不等同西化」,是駱維道牧師常用來對亞洲學生的教導。他認為,常聽見有人要把民歌、原住民曲調現代化,但他認為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不見得一定要用西方的編曲與和聲就叫做現代化。他相信上帝給的創意融入深化文化的能力,就能使其現代化卻不失其內涵,如此才能走出真正屬於在地文化的一條路。
而為了保持黃人靈歌的特性,駱維道多年來也要求自己的創作,除非被要求、不得已,才會走回西方的老路,「過程是痛苦的,但若沒有經歷這些痛苦,沒有辦法保持自己的東西」。
以真實生命回應永恆福音
駱牧師提到,他的曲子和歌詞沒有那麼多喜樂的事情,而是從受苦、苦難與信仰掙扎中開始,後來才引導到神的盼望。如高俊明牧師在獄中所寫下的一首詩《荊棘被火燒》,駱維道牧師就把高牧師在困境中信仰受考驗,卻不致被打倒的堅定信仰,透過哭調仔的譜曲表達出來,「風格唱對了,生命才會出來」。
駱維道牧師於16日在兩廳院的音樂會主題為「我是這樣看世界:追尋黃人靈歌─台灣聖詩創作」,內容透過演奏與說故事來呈現,分為四大段落,包括「台灣原味加新意」、「鍵盤演奏台灣曲」、「黃人靈歌台灣風」與「黃人靈歌泛亞風」。駱牧師呼籲,能在禮拜中詠唱過去與今日的聖詩、唱西方與東方的詩歌,有敬拜、宣揚、服事,才能被稱作普世的教會。
同樣的,上帝的啟示也不只是存在於流行文化,流行文化會消逝,但上帝的道與福音精神是永恆的。當然,上帝也可以藉著流行文化來表達祂的永恆福音,但在現代傳播學「媒介即信息」的理論下,只用流行樂要傳「永恆的福音」,恐有被誤導的可能性。

2012年10月20日 星期六

團契的意義-周聯華牧師

文章來源:http://jgospel.net/spiritual-living/fellowship/%E5%9C%98%E5%A5%91%E7%9A%84%E6%84%8F%E7%BE%A9-%E5%91%A8%E8%81%AF%E8%8F%AF%E7%89%A7%E5%B8%AB.c26879.aspx



「團契」是一個比較新的名詞。要創一個新名詞難,古老的文化中創一個新名詞更難。這名詞不見於漢語任何詞典,連非常「洋」的林語堂博士所編的『當代漢英詞典』中,他的解釋是「united in friendly relations」;比較近代的顏元叔先生所編的『萬人現代漢英詞典』也沒有把「團契」二字列入,倒是中國大陸所編的『辭海』把它列了進去。它的解釋是「基督教新教名詞,指教徒之間的團結契合。有些教會用作教徒組之名稱–如青年團契、婦女團契等。」我對這解釋不大滿意,但是它能把「團契」列上去,已經感激不盡了。
從基督教的文獻上可以查考的,這一名詞在基督教教會中頗為流傳,但它的起源相當晚,首次出現趙紫宸先生的「團契歌」[HUP#413]:(註:HUP= Hymns of Universal Praise 「普天頌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7 版)
聖眾濟濟一堂 大家相愛相親,同參真道具足精嚴 在主已證同心。
在主尊嚴座前 俯首懇切祈禱,我眾團契堅於金石 我眾同此懷抱。
這詩共六節,趙先生作於1930 年,1935 年范天祥作曲,過了四年(1934)劉廷芳、楊蔭瀏合譯的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HUP#411],也有「團契」這名詞出現﹕福哉繫連妙結 在主愛中同心,教會聖徒心靈團契 在地如在天庭。
同年楊蔭瀏譯Joseph Swain 的 How Sweet, How Heavenly Is the Sight 時,稱之為「甜蜜團契歌」,其中一節:但願愛心 永似江河 流遍各人心中,甜蜜團契 推誠敬愛 光照語言舉動。
這些都是在燕京大學的校園中推出的作品,正像有人忽然獲得異寶,一定要到處「獻寶」一樣。一般信徒認為這一名詞當時在燕京大學已經頗為流行,後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校會組 (The Student Division of YMCA,
National Committee)採用這一名詞,來稱呼當時的大專學校中的小組為團契。
在廿世紀卅年代後期,這一名詞不但被肯定,而且也非常普遍。本人在1938年進上海滬江大學時,全校學生不到1000 人,卻有20 個學生團契,這些團契聯合起來稱為大團契;都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校會所推動的。各校的團契聯在一起就是「上海聯」(上海市基督徒學生團契聯合會)。
團契名詞的聖經根據
這麼美的一個「團契」名詞在聖經和合本中沒有出現,這一點也不奇怪,因這一名詞在1930 年後流行,而和合本在1919 年已經出版了。當年在北的趙紫宸、劉廷芳、楊蔭瀏,田景福等前輩在和合本中都沒有份,他們都
是讀和合本的「產物」。
事實上,和合本應該譯為「團契」的那一個詞,因為該詞還沒有產生,所以譯得頗為辛苦。那一個字希臘文是 (koinõnia)。我說翻得辛苦,一點也不假,下面有17 個樣本:–
「交接」 使徒行傳 2: 42
「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腓立比書 1: 5
「捐項」 羅馬書 15:26
「交通」 腓立比書 2: 1
「一同得分」 哥林多前書 1: 9
「一同受」苦 腓立比書 3: 10
「同領」 哥林多前書 10: 16
「與人所同有」 腓利門書 1: 6
「相通」 哥林多後書 6: 4
「捐輸」 希伯來書13:16
「有分」 哥林多後書 8: 4 與我們
「相交」 約翰一書 1: 3
「捐錢」 哥林多後書 9: 13 與神
「相交」 約翰一書 1: 6
「感動」 哥林多後書 13: 13 就彼此
「相交」 約翰一書 1: 7
「相交」 加拉太書 2: 9 (備註:請參讀每個譯詞的前後經文)
以上是有關這一個字(koinõnia)在和合本新約的原文全部列出,使我們對這一個字略有一個概念。除了羅馬15: 26,林後 9: 13,希伯來13: 16 三處直接提到捐款,其實保羅說的不是「錢」,而是像林後 8:4 所說的那分恩情,以錢來表達而已。又如使徒行傳 2:42「彼此交接」是用44-46 節來詮釋的: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而在這樣的「團契」中最要不得的是虛假,以致就有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下場。(參閱使徒行傳5: 1-11)

2012年7月3日 星期二

聖樂——傳福音的利器 兼賀「基督教聖詩史略」問世


1987-07-12基督教論壇報
  【作者:黃孝石】  
 近年來,致力於聖樂的推展工作,越發發現聖樂在教會崇拜中的重要性,在主日的崇拜中,從序樂開始,到會眾唱詩,詩班獻唱,以至證道後的會眾唱詩,與最後的默禱,阿門頌……等,聖詩可說是佔了五分之二的份量,更重要的是,聖詩在崇拜中扮演了人們對上帝的歌頌、讚美,以及懺悔,認罪,伸張了上帝的公義與憐憫,同時人們也從聖詩中,得以見證上帝的大能、宣揚上帝的宏恩,弟兄因著彼此的關懷,分享靈裡甘甜的交通,對信徒本身,也得著激勵與自省。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說:「上帝所賜給我們的禮物中,最宏偉可貴的,最歡愉人心者,首推音樂。」我們知道,一首短短的聖詩,往往比一篇長篇大道,更容易得著人心,因而福音詩歌、聖樂佈道團,便成為傳福音的利器。

在整個基督教的發展史上,聖樂佔了極重要的地位,音樂之父巴赫(J. S. Bach)曾說過,他的每一個音符,都是用來歌頌上帝的,我們再從最古老的舊約聖經中,可以查到許許多多的聖樂先輩們的記載,在創世記四章廿一節中記載「猶八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猶八」可能是聖經中第一位音樂家的名字,從此我們陸陸續續可以查到,在基督教的音樂發展片段,譬如摩西過紅海後,人們以輪唱、合唱、擊鼓、跳舞,來歡唱「勝利之歌」。又自古以來,最偉大最有名望的詩人、音樂家,要算是大衛王了,他所寫的詩篇(TEHILLM)篇篇都是讚美上帝的,其中第一百五十篇說到「當用各樣樂器讚美耶和華。」最後提到:「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原來詩篇(TEHILLM),這個字,在希伯來原文,就是「讚美之歌」。又掃羅王以音樂為心靈的安慰,以色列民族以音樂為作戰的武器……。於是人們開始發現音樂的各種功能,更用音樂來表達人們的喜怒哀樂。到了新約時代,從天使報佳音中,可明確的表示音樂用於傳達資訊。在保羅寫給以弗所教會的書信中提到:「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弗,五:19)」。可看出聖詩用於讚美、教導與勸戒。可見聖詩在我們生活中,扮演了多樣化的角色。它是我們與上帝靈交時不可缺的,也是堅定信仰、引人歸主,以及信徒心靈契合的最好工具,既然聖詩這麼重要,我們豈不該作更進一步的瞭解呢!
因此,本人一有機會就借著種種不同的場合,大聲疾呼「聖樂的重要」與教會「聖樂執事的必要」;於是對「聖樂的功能」、「中國聖樂的發展」……等,所有有關聖樂的各類問題,都有興趣作些探討與瞭解。去年時,經李長胤牧師的推薦,為陳羅以姐妹所出版的新書「基督教聖詩史略」寫一篇序文,當時我就請求要先看這本書的原稿;陳姐妹將這本書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包含了「聖詩在基督教生活的重要性」,與「聖詩在基督教生活的地位」二節。第二章是談基督教聖詩之沿革,第三章是講中國聖詩之沿革。第五章是對「頌主聖詩」所作的研究,在全書的後面,增加了對一些教會牧長們所作的訪問;這本著作,洋洋大觀,將聖樂的種種都作了相當詳盡的剖析,我也一氣呵成地,概略地拜讀了一次,頭腦中,也總是感到有上帝託付的聖樂使命。如今這本由道聲出版社所發行的書刊,無論在設計、編排上都相當完善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最後,引用幾位寫序的知名樂人和教授的話:
△韋瀚章教授說:「本書雖名「史略」,但略得非常精簡而得體,應詳應略之處,都處理的恰到好處。尤其關於中國聖詩部份編得精緻非常,我國信徒不得不讀。」
△羅炳良博士說:「作者陳羅以姐妹,治學嚴謹,這次把在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碩士論文整理出版,對各地華人教會的聖樂工作者,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周文珊教授說:「我認為這是一本從歷史觀去分析聖詩的創作,其範疇並不僅限於某個教會,而能給教會音樂更廣泛的啟示,使音樂成為更有效的靈修傳播媒介。」
△最後本人要說:「在有關研究聖詩書籍貧乏的今天,能看到這本這麼完整的著作,一則為作者賀,再則為讀者慶幸,但願關懷聖樂的牧長與信徒們,透過本書,更能瞭解與發揮聖詩的功能,又期待國人教會,對聖樂宣道的重視。」

2010年8月25日 星期三

江文也與天主教聖樂的創作

歷史月刊》江文也與天主教聖樂的創作
【羅漁】

許多教友也許不知道我們在聖堂裡詠唱五十多年的「聖母經」,那個動聽悅耳的曲子是台灣出生的音樂家江文也的作品,一九四六年吟撰於北平。民前二年(一九一○)六月十一日,台北縣三芝鄉誕生的江文也,曾享譽國際樂壇。他的大作收錄在《聖歌薈萃》中,但未具名,所以大家多不熟悉吟撰者為誰。不過最近十幾年因為台灣政壇與輿論之變遷,開始有人介紹他:最早應推民國七十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時報》副刊登載的一篇報導,言這位台灣出生的音樂家在大陸曾受中共以「大右派」、「日奸」與「資產階級」等罪名,關在牛棚勞改;爾後雖獲平反,但健康已不佳,臥病多年,晚景淒涼。同時《中央日報》主日增刊也有簡短的介紹。 

一九三八年他留下日籍妻子瀧澤信子與四位女兒,隻身前往文化古都北京任教,曾從我國古代的雅樂和儒家的禮樂中吸取靈感與精華,吟撰出富有中國風味的樂章。他整理出中國歷代名曲,分析其特徵與特性,而譜出了雄壯輝煌的音樂,即「孔廟大晟樂章」(六章),即是此期的代表作。

與天主教的接觸 

不久,江氏的苦難來到。日軍侵華,汪精衛於一九四○年在南京成立偽組織。由於江文也已是知名的作曲家,偽政府便邀請他(或日軍逼他不無可能)撰寫「大東亞民族進行曲」、「新民會會歌」、「新民青年歌」、「新民婦女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以歌頌汪偽政權和日本。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台灣歸還祖國。江氏異常興奮,把「孔廟大晟樂章」寄給李宗仁,轉呈蔣介石委員長,以表對祖國的敬意與內心的喜樂。可是政治無情,竟換來的卻是監禁十個月。

次年(一九四六)九月下旬江文也出獄,經在獄中認識的義大利駐北京使館武官李安東上尉(Cap. A. Riva,生在中國,熟悉中國文化與兵法)之介紹,江氏結識了北平李廣橋方濟堂聖經學會主任(義籍)雷永明神父(Fr. Gabriel M. Allegra,1907~1976),兩人一見如故。雷公並把方譯妥的《聖詠集》贈送他一冊,並附吳經熊以文言文所譯的《聖詠釋義初稿》供他參考。江氏則言他有志把一百五十首聖詠──詩譜成中國曲調,因為在獄中初期,對自己的案子認為不樂觀,便許願:「如能平安出獄,將無條件地為聖詠譜曲。」雷公聽了大為感動,欣然採納,並要江氏先譜「聖母經」。於是江氏便寄調宋歐陽修所吟撰具有祈禱意味的「西江月」曲調(按此曲歐陽氏歌頌辭官回鄉後的悠哉心情),譜了「聖母經」,作為「獻給天上慈母的獻禮」。江氏自述在日本念初中時,某牧師贈他一本《新約》,後附有「聖詩」。從此,「聖詩便是他的最愛」,所以他才會有這樣的心願。年後(一九四七)十一月出版的《聖詠作曲集》卷一,前面第一首便是「萬福瑪利亞」(一~五頁)。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第一彌撒曲》付梓,同年七月二十日出版《兒童聖詠歌集》(卷一)和十二日三十日印刷《簡易兒童聖詠歌集》(卷二,僅有歌曲,無四聲伴奏故名),是專為兒童歌詠團編寫的。短短兩年零三個月,完成這麼多聖樂。由此可知,江氏工作吟撰之勤。 

光啟社出版的《聖歌薈萃》曾收入多首江文也膾炙人口的大作(也許怕惹出麻煩而不書作者之名,今日亦無這種顧慮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他完成「第一彌撒曲」,其中首曲「上主求禰垂憐」尤其莊嚴動聽。在此曲他附記:「這是我的祈禱」,可說他已皈依天主了;雷公對主、對聖母的虔誠與孝愛,也引領他對主、對聖母同步向前邁進。他雖非教友(也許與他同時有兩個妻室有關),但依雷公指示,為體認天主教的傳統聖樂,在譜聖樂其間(一九四六與一九四八),他幾乎「每主日上午九時,必去方濟會聖堂,虔誠地參與拉丁大禮彌撒」,風雨不改,有時也帶妻兒們一起去,不時也參加下午四時的晚禱。他自稱是「奉天(主)之意從事譜曲的工作」(見《聖詠歌曲集》卷一序言)。所以我們大可相信,在他內心早已是天主的乖兒子了。

他獻出所有精力,為中國故有音樂的發揚歌唱,同時也為中國天主教會聖樂而努力。 

磨難的一生 

二戰後,國共內戰爆發,聖經學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月)被迫逐漸南遷九龍,次年正月中旬平津失陷,隨後神州沉淪,從此與江文也聯絡十分困難;文化大革命起,譜聖詠的工作被迫停止。爾後江氏餘生開始經歷黑暗、痛苦、受迫害的日子,最後病倒。一九七六年雖得到平反,但健康不曾恢復,又因吃錯藥,從此癱瘓在床,終於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因腦溢血逝世,享年七十三歲,留予國人,尤其我天主教徒無限的哀思與懷念。民國七十七年七月間,台灣音樂家林二先生曾在北京特意訪問大師的中國籍太太吳韻真。基於大師的冤情早已得到平反,北京市府已配給他們一棟新的公寓,不久將遷入。江夫人還泣訴江文也在臨終之際,曾囑咐她將來務必把他的遺骨遷回故鄉安葬,以了「落葉歸根」之心願。林二又道,平反後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曾出版了大師的「台灣舞曲」管絃樂、「頌春」小提琴奏鳴曲與「在台灣高山地帶」鋼琴三重奏等。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北縣政府在江氏誕生地三芝公園內,造的江文也銅像揭幕;那時從北京與東京把江氏兩位夫人吳韻真(和長女相陪)與瀧澤信子先後請來觀禮。今年十月二十四日,為江文也逝世二十週年,陸續展開的多場紀念音樂會,追憶他顛沛流離的音樂人生。



【2003/12/26 歷史月刊提供】